悟几近于零，难堪大用。
在汉室‘为国栋梁’的彻侯敕封标准下，李广终生未得封，其实是必然；我也愿意相信：在当时那个时代，除了司马迁，不会有人认为‘李广难封’有多么令人唏嘘，多么令人难以理解。
‘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这是我怀疑司马迁著史中立度的第一个佐证。
第二点：桃李不言，下自成溪。
众所周知，司马迁本人对项羽、李广、李陵这样的悲情英雄怀有主观崇拜，这个主观态度也体现在《史记》当中，司马迁对这些悲情人物的刻画。
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司马迁是史官、是太史公的前提是：司马迁是一名汉官。
作为一名汉室官员，哪怕处在史官这样一个超然的位置上，司马迁也是需要讲究政治正确的，但从《史记》当中，我们却丝毫不见这样的态度。
对于曾有‘军事叛逃’污点的李广，司马迁的评价是：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乡之。”
这个评价，在不知情的人看来，或许李广真的是出色的将领，是一个民族英雄式的悲情人物，但若是结合李广‘私接梁王将军印’的政治污点，无疑是带有极其浓厚的主观色彩的。
对司马迁借此评价，来歪曲后世人对李广的解读，我怀有一定程度的鄙夷。
还有便是司马迁对李陵的评价：
“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成，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
一句‘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和‘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与历史中判汉降胡的李陵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颇具讽刺意味，也足以看出司马迁意图遮掩李陵判汉，洗白李陵污点，歪曲后世人感官的意图。
第三点：身处时代。
众所周知，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的历史人物，大约出生于公元前140年左右，对于李广、李陵等人物，司马迁或许还能勉强谈得上‘亲身经历’‘亲眼见证’，但对于发生在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80年之间的诸吕，司马迁的信息获知渠道，应当是只有‘道听途说’这个来源的。
至于通过皇室档案、帝王起居录获知真相这个渠道，也可以排除。因为和现代人印象中的‘史学世家’不同，司马迁的家族绝算不上什么历史渊源的史家。
从司马迁家族的族谱当中，我们就不难看出这一点。
司马迁八世祖：司马错，秦国武将；
六世祖：司马靳，秦国武将；
高祖：司马昌，秦始皇时期铁官；
曾祖：司马毋怿，汉高祖时期市长（市集吏长）；
祖父：司马喜，无官职，五大夫爵位。
直到汉武帝刘彻恢复‘太史令’这一职务，并任命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为西汉第一任太史令，司马家族才和‘史家’一词沾上了关系。
司马谈被武帝刘彻任命为太史令，也基本可以确定为：专门负责记录武帝刘彻的丰功伟绩，传于后人。
在此之前，汉室高皇帝时期、惠帝刘盈时期的皇帝起居录，也是有极大概率在文帝登基之后被‘修正’过。
而在当时，先有秦始皇尽焚六国史书，后有项羽火烧咸阳宫的时代背景下，司马迁却在《史记》中，以‘记史’的名义写下了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这无疑足以让人怀疑司马迁著史的资料来源。
通过这三点，辩证的分析过后，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司马迁著史，总体上保证了对客观事实的阐述，大体历史脉络没有问题，但对于汉武帝之前，尤其是吕后驾崩之前的历史史实，司马迁并没有具备绝对说服力的资料来源，对于部分历史人物的描写，司马迁也没能避免主观情感的影响。
到这里，我们再回过头去看待史书上，似乎毫无存在感的周吕侯吕泽，或许就清晰了许多。
司马迁所处的时期是汉武帝刘彻时期，经过吴楚七国之乱，汉文帝刘恒一脉的皇统合法性已经毋庸置疑，既然如此，那吕氏外戚，乃至于惠帝刘盈一脉的丑化、反派化，自然是当时政治背景下的必要之举。
从《史记》中许多活灵活现，却完全说不通‘司马迁怎么知道这件事’的事件当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对于惠帝刘盈、高后吕雉，以及包括吕台、吕禄、吕产在内的吕氏外戚，太史公是有不同程度的丑化的。
那么，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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