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先改造自己控制范围的郡县行政编制。
魏郡得到空前的强化，先例就是帝乡南阳郡，南阳郡三十六个县，汝南郡三十七个县，都是人口过二百万的大郡。
一个四十五县人口二百万的魏郡，待封公建国后成为魏公国后，如何治理就成了一个不可拖延的大问题。
如果连魏国都治不好，又怎么可能治理好冀州，及河北？
在两汉王国官制的基础上，如何取舍、分配权力体系，就成了魏越一个人要考虑的问题。无数人眼巴巴等待着这个问题，他们再心急也不敢在这个问题上插手、进言，这是独属于魏越的禁脔，不容他人染指。
魏越特意邀贾诩来邺城，贾诩对这个问题也保持沉默，他可以在冀州新版图规划时给出适当的意见，却不会在魏公国官制建设中表态。
索性，在一众谋士刻意沉默下，魏越颁布了今后魏公国的官制体系。
不是简单的三省六部九寺制度，其中有很多问题，首先一个大问题就是三省分权后有太多扯皮的地方，权责划分不清晰，不利于政务运转。
中书省源自汉武帝时期的中书令，司马迁宫刑之后担任过中书令，中书令司马迁在朝堂集议时位在丞相之上，设立之初分的就是丞相的职权。后来发展为枢密院、内阁，干的都是议政的事情。
尚书省来源于尚书令，负责的是具体的执行工作。
门下省则是皇帝侍中、各种侍御史、谏议大夫、议郎综合发展来的，以拾遗补缺为主，纳言之官，是皇帝的侍从官。
三省制度除了尚书省有必要之外，中书省分割相权，门下省又与监察体系缠绕在一起十分混乱，隐患很大不能直接死板硬套。
再说六部，六部每一部有四司，六部合计二十四司，这每个司职权或多或少与九寺职权有重叠的地方。如刑部与大理寺，户部与司农寺，兵部与卫尉寺、光禄寺之间的职权纠葛……所以三省六部二十四司，并不适合现在使用。
自汉以后对丞相权力的各种限制、打压以至于取消丞相，根本原因在于皇权与相权的争执，以及皇室内帑财富与国家公库财产的混淆。
魏越有信心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压死官员，让他们老老实实干活，不敢把手伸的太长。可他之后，官员们的手必然伸入国库，国库无法令他们满足，就会把手伸到内帑之中。而且国家盐铁税、田产收入是国税，归大司农这类衙门管理；而少府、太仆寺则管理的是皇室各地私产的经营。
政务、财产方面都分割的这么明白，更别说敏感的军权了。
三省六部制不能照搬，三省不能搬，六部更不能直接搬……而现有的公卿，尚书台模式灵活随意，让习惯了上下官位整整齐齐的魏越始终有些别扭。
不管怎么说，重设官制来说有这么几个问题先要解决：第一要不要设立一个完整的丞相机构，丞相机构上承自春秋，是国家政务拟定、执行单位；第二是税务财产分配，公室的就是公室的，国库的就是国库的；第三就是军权的分配，到底是归丞相，还是设立中尉分丞相之权，又或者中尉掌公国兵，郎中令执掌公室卫队；第四就是监察体系的建立，有御史台、都察院这类模版可以参照；第五就是侍从官，侍中、光禄、谏议大夫。
魏公国肯定要设立国相一职，总不能让重臣们集议来讨论国政吧？必须要有一个负责人站在台上，出了意外事情也好推出去背黑锅。丞相背黑锅这种把戏，汉武帝玩的非常溜。
然后是执行单位，即尚书台。尚书令、尚书仆射职权综合再平均分配后，就是后来的六部尚书，魏越准备直接推出六部尚书，也有覆盖全国军政各方面的二十四司，只是尚书台并没有议政的权力，只是一个颁布政令的平台。
董卓摄政以王允为尚书令，曹操摄政以荀彧为尚书令，这都是摆明的例子。自己不需要一个可以影响、控制尚书台工作的人，需要的只是一个能正常运转发布政令、人事调动命令的平台。给这个平台制定工作条例，可以驳回有悖常理的乱命就可以了。
所以六部尚书可以有，六部二十四司也可以有，除了驳封权力外，六部二十四司没有任何的权力。
具体的施政权力还是参考当下，以九卿来负责实际工作，改九卿为九寺。
寺者，侍也，意思是服侍国君，国君能亲自领导的。
首先是太常寺，负责祭祀，祭祀是一个国家的基础，太常寺排在九卿第一。
然后是光禄寺，因为是公国，所以可以命名为郎中寺，负责的是公室扈从、郎官、宿卫工作，郎中寺排在第二。
第三是卫尉寺，负责首都卫戍工作，是对郎中寺的补充。
正好应对‘国之大事唯戎与祀’，这三个卿位是很难动摇的。
之后的太仆寺、廷尉寺、鸿胪寺、宗正寺、司农寺和少府寺，唯一的改动就是廷尉寺改名为大理寺。
司农寺负责国库，少府寺服务于公室内库，国库、内库分开互不干扰。
然后魏公国再设立中尉负责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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