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职责应该与郡相同。在这个职位上，董卓不但以他的“才武”激守塞下，投身战斗，而且协助刺史参与谋画。作为此后的将军和统帅，凉州兵马掾任上的这一段经历，对董卓来说，应该是一次重要的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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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危定倾”
汉桓帝末年，董卓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从中郎将张奂为军司马，共击汉阳叛羌，破之”(《后汉书?董卓传》）。什么是“六郡良家子”,因为涉及到董卓的出身和此后的发展，这里有必要加以说明。《汉书?地理志》说：“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这里颇为生动的描述了这一地区的特点。从当时的行政区划来说，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四郡属于凉州，上郡、西河两郡属于并州；但是，以自然条件、民风材力而论，六郡完全相同，并不因为分属两州而有所差异。从西汉开始，就从并、凉两州的六郡“良家子”中，选拔“期门”、“羽林”，即皇帝的卫士。这个地区的人们“修习战备，高上气力”，这仅是条件之一；此外，还有一个重要条件?“良家子”，他们必须出身“良家”。据《汉书?地理志》注引如淳的解释，即“医、商贾、百工不得豫也”。再据《史记?李将军列传》索隐：“如淳云：’（良家子）非医巫、商贾、百工也。”’汉代将“医巫”、“商贾”、“百工”的人家认为非“良家”，其子弟也不能作为“良家子”，反之，凡是非上列人家的子弟，即所谓“良家子”。董卓的父亲担任过纶氏的县尉，董卓本人也担任过凉州的州郡吏，当然可以具备入选的条件，成为“期门”、“羽林”。董卓由凉州边鄙之地来到京师洛阳，同时，“六郡良家子”又是名将出身的最好途径，赵兖国、甘延寿即是如此（参看钱文子《补汉兵志》）。对董卓来说，这是一生中的重大转折。从此，他逐渐参与东汉政府的军事行动，取得高位，并拥有一支精锐的凉州部队。
董卓是如何建立并发展他的军事力量的。
如上所说，在京师洛阳得到中郎将张奂推荐，董卓回到凉州，以军司马职位参加了对羌族的战争。张奂是董卓的同乡。《后汉书?张奂传》说：“张奂字然明，敦煌渊泉人也。父?，为汉阳太守。”张奂是敦煌郡人，其父张?又曾任汉阳太守，敦煌、汉阳两郡都属于凉州，说明父子两人在凉州具有较高威望。张奂所以推荐董卓，是欣赏他的”才武”，以及在凉州的知名度。由凉州到京师洛阳，对董卓来说，是一个重大转折；由洛阳再回到凉州，这又是一个重大转折。原因很简单，脱离凉州这个土生土著之地，董卓要发展他的军事力量，是十分困难的。
《后汉书?张奂传》说：“永康元年春，东羌、先零五六千骑寇关中，围投诩，掠云阳。夏，复攻没两营，杀千余人。冬，羌岸尾、摩鳖等胁同种复钞三辅。（张）奂遣司马尹端、董卓并击，大破之，斩其酋豪，首虏万余人，三州清定。”在这次对羌族的战争中，董卓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战争结束后，董卓“拜郎中，赐缣（jian）九千匹。卓曰：‘为者则己，有者则士。’乃悉分与吏兵，无所留”。为《后汉书》作注的李贤说：’‘为功者虽己，共有者乃士。”即是说，董卓认为自己虽有指挥之功，但作战还是要依靠战士，因此，将赏赐的九千匹缣（jian）毫无保留的分给吏卒。十分明显，仅据这个事例，说明董卓不但“才武”，而且具有大将或统帅的风度和才能。董卓所以能够组成以他为首的凉州军事集团，并控制东汉政府，原因即在于此。
据《后汉书?董卓传》，在张奂领导下击破并、凉两州的羌族后，董卓“稍迁西域戊己校尉，坐事免。后为并州刺史、河东太守。中平元年，拜东中郎将，持节，代卢植击张角于下麴阳，军败，抵罪”。除镇压黄巾起义失败，又见于《后汉书》的《灵帝纪》、《皇甫嵩传》外，在并州刺史、河东太守任上，《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英雄记》说：“（董）卓数讨羌胡，前后百余战。”说明其主要任务仍是对付“羌胡”。尽管没有离开过战场，董卓却再次离开了凉州，不在凉州，即是脱离发展的土壤，特别是武装力量的发展。但是，当镇压黄巾起义失败抵罪之后，幸运却降临到董卓身上，不但得以回到凉州，重新组织军队，而且迅速发展，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
董卓军败抵罪在中平元年，就在这年冬天，凉州再度燃烧起反抗东汉政府的烽火。《后汉书?董卓传》说：“（中平元年）其冬，北地先零羌及桴罕河关群盗反叛，遂共立湟中义从胡北宫伯玉、李文侯为将军，杀护羌校尉泠征。伯玉等乃劫致金城人边章、韩遂，使专任军政，共杀金城太守陈懿，攻烧州郡。明年春，将数万骑入寇三辅，侵逼园陵，托诛宦官为名。”这是一次规模巨大的“羌胡”起兵，东汉政府派左车骑将军皇甫嵩率军前往镇压。董卓就在同时被任为中郎将，作为皇甫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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