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副国务卿爱德华先生和国务卿吉威尔先生先后发表声明，使中美之间的神经一下子就崩紧了，把世界的眼光也都聚焦到了两国。两国高层都在关注着事态的进一步变化，陶勇旗帜鲜明的彻查此事，让葛系政治势力一下了乱了手脚，所谓的非法操纵股市案很快就被掀起了盖头。
就在葛系千方百计的掩盖事实之际，一直保持中立即将离任的国总理在国务院一次常务会议上表示：中国的股市刚刚起步，无论是在制度建设上还是在运行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缺欠和不足，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是改革过程中我们必然要付出的代价，证监会和公安部以一些公司在股权置换过程中引起的股市振荡为由，就认定是非法操作，这显然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坚决予以纠正！这件事情给了我们很多启示，我们的证券市场任重而道远，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明确的表达支持陶勇的态度。
随着事件的本来面目逐渐明晰，本来对陶系抱疑惑的高层的元老们产生了一种被欺骗的感觉，政治就是不断平衡的产物，葛系以这种低劣方式进行政治冒险为他们所不耻，一时间陶系在他们心中的好感大增，调查的阻力骤然减少，进展顺畅了起来。
随后，左江的国际通辑令和引渡照会当然被取消，在各大媒体对此事件的报道中，把焦点纷纷盯在中国股市的尚需要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之上，淡化了左江的话题，虽然高层明白是怎么回事，但左江还是逐渐脱离了普通民众的视线。
克氏最后一任总统的任期即将届满，此时中美关系正处在蜜月期，在随后总书记在访问美国和克氏会晤的过程中，克氏十分婉转地提到了这个事件，但双方都是点到为止，没有进一步的深谈，一笑置之。但这次谈话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国民经济的连年的高速增长，使能源行业和基础材料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钢铁行业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钢铁大国，仅年产钢超千万吨的钢铁企业就达到了6家，其中就包括哈里波特集团参股的桐江钢铁集团公司。
如此巨大的钢产量当然需要大量高品质的铁矿石，从世界各地进口铁矿石就成了中国钢企的唯一途径，澳大利亚三大铁矿公司和巴西淡水河铁矿公司就成了中国钢企的主要供应商。
铁矿石定价谈判始于1981年，经过铁矿石供应商和消费商的谈判确定一个财政年度内的铁矿石价格，价格一经确定，双方则依照谈定的价格在一年内执行。根据传统的谈判习惯，国际铁矿石市场分为日本市场（亚洲市场）和欧洲市场。每个财政年度在东方以日本铁矿石用户为代表，在欧洲以德国用户为代表与世界铁矿石主要供应商谈判。
谈判惯例是消费商中的任意一方与供应商中的任意一方价格达成一致后则谈判结束，国际铁矿石供需双方均接受此价格为新的年度价格，即首发价格。且矿石供应商在与第一家大客户达成价格协议时都会许诺，在与之后的钢厂谈判时不会给更低的价格，钢厂也会许诺，不会接受其他矿山更高的涨价幅度。 1995 年以前欧洲价格和亚洲价格会有不同，但欧洲的首发价格在欧洲从未被推翻过，亚洲的首发价格在亚洲也从未被推翻过， 1995 年以后无论是在亚洲首发还是在欧洲首发，都被全球普遍接受。
在1981年，中国钢产量很低，国内自有的铁矿企业基本上能够满足中国钢企的需要，进口铁矿石的数量不大。而日本当时则是世界钢铁大国，而其又是缺乏资源的国家，钢铁企业所需要的铁矿石基本以进口为主，这样日本钢企就成了亚洲市场的谈判代表，一旦日本钢企与世界铁矿供应商谈定的价格，亚洲各国都要按照他们的定价执行，而日本主要的钢企都持有三大铁矿公司的股份，每年谈定的价格虚高，使亚洲各国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虽然中国钢铁企业已经超过的日本，但在铁矿石定价的谈判上仍然没有话语权。
从1995年之后，这种状态发生了恍然的变化。自从哈里波特铁矿集团的自有铁路修通、自有港口建成，收购的远洋运输公司购买了10艘20万吨级以上的货轮后，原来收购的20家铁矿的年产量由原来的1800万吨迅速的增加到年产5000万吨，从西澳政府手中购买的四家铁矿也开采出矿，当年产能就达到了7000万吨，年1.2亿万吨的巨大铁矿石产量顿时打破了三大铁矿公司的垄断，让中国钢企业逐渐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胡晓雅在左江身边工作2年之后，回到了哈里波特铁矿集团，任集团常务副总经理，主管铁矿价格谈判和集团的财务工作。铁矿集团每年所生产的1.2亿万吨铁矿石全部销往中国，虽然无法满足中国钢铁的全部需要，也占有了中国钢铁市场70的份额，在这种情况下，三大铁矿公司和日本钢企想要左右中国市场铁矿石的价格已是不可能。中国市场铁矿石的价格逐渐以哈里波特铁矿集团的定价为准，三大铁矿公司由于销售量的急骤下降，不得不与哈里波特铁矿集团的价格保持一致，以弥补自身产量下降所造成的损失。
宋可欣在西蒙建筑公司工作了5年后，调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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