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前一阵的整肃之后，广東地方各级衙门的胥吏都变得有些抢手起来。胥吏本来不是一个体面的身份，而且十分固化，比官僚圈子都更加封闭，不是子承父业，就是兄终弟及。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制度的有意为之，因为一旦成为胥吏，就会被打入另册，所谓执贱业者，明朝时候将伎院乐籍、官府胥吏、奴籍下人三类人打入贱籍，子孙无法参加科举。清代废除了伎院乐籍，但胥吏和奴仆，依然是贱籍，无法获得科举资格。所以往往成为胥吏，就是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的事情，成本很高代价很大，一般很少有人愿意落籍为胥吏。但这个阶层是极为重要的，行政上的文书作业，无数的报告、记录和各种文件，制作各种副本。每种文件都有独特格式，不得有丝毫偏差，这些都需要专业的人员掌握，而这些显然都是胥吏来做的。试问哪一个衙门离得了这群人，也许是封建王朝的官员需要这么一种人，所以才专门制定出这样一种制度，限制掌握了这些文书能力的专业人才离开这个行业，就好像蒙古和明代将匠人都绑在户籍上一样。是因为有了需求，又不想浪费精力去慢慢培训，所以让那么一群人子承父业代代相传，能够节省极大的成本。可问题是，不让这些人参加皇权时代唯一能够改变命运的科举考试，限制这些人的合法权力，把他们跟奴仆编成一种户籍，自然而然就让人看不起这些人。尤其是在文官的圈子里，他们在人格上是瞧不起胥吏的，但是要办事却少不了这些人，甚至可以说，真正支撑政府机构运作的，就是这些基层的小吏，而不是那些整日间高谈阔论饮酒作对的文人。这种被人在人格上的鄙弃，又真的会给这个群体造成心理上的扭曲，他们毫无荣誉感，就不会约束自己的行为了，因为你不管表现的高尚也好，表现的低劣也罢，都得不到别人的赞许的时候，你为什么还要高尚？因此这种被鄙夷的小吏们对待比他们更没有权力的平民百姓的时候，就显得格外恶劣，他们这种行为反过来又让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民间有谚语，“官如大鱼吏小鱼，完粮之民且沮洳，官如虎，吏如猫，具体而微舐人膏”，老百姓把这些跟他们直接接触的小吏们看成是敲骨吸髓的恶猫，一点都不奇怪。但这样一群性格被社会制度扭曲的人群，他们的权力可真不小，绝不仅仅只能欺负一下小民，即便是他们的上司，那些官员，他们也有办法对付，他们善于使用欺骗、蒙蔽、行诈、勾结等技巧，选择性地执行官员分派给他们的任务，利用精熟行政细节和运作程序的能力，蒙蔽、妨碍、误导，甚至胁迫比他们地位更高的官员。一旦遇到软弱、生疏、散漫或无能的官员，他们甚至能够揽权。胥吏就是这样一群人，法律上毫无地位，老百姓不信任、惧怕，甚至讨厌他们，官员鄙视他们，但是他们却能灵巧的运用手中看似微弱却不可或缺的权力，往下欺压小民，往上胁迫官员，从上到下都不欢迎，却又离不开他们的。那么到底是谁错了，该归罪于谁，憎恨于谁，好像又找不到一个目标，因为这就是官僚体系长期发展的产物，是最低廉却又最低效的一种制度。中国古代制度中，充满了这种悖论，不止是胥吏阶层，还有军人阶层，同样也是被人厌弃，生活没有保证，不得不勒索小民，反过来更让人鄙视。在这种情况下，朱敬伦不得不进行改革，他不能接受这种低效又内耗严重的制度。但朱敬伦也得承认，这是一种成本最低的制度，因为他要让胥吏不从陋规中取利，就必须提高他们的待遇，让他们能够生存，甚至能够体面的生活下去，这样才不会有利用权力徇私舞弊的现实压力，在加以严密的监察措施，提高犯罪的成本，才能够打击贪腐。因此朱敬伦之前大幅度提升了衙门小吏们的待遇，为此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可是此举是很受胥吏阶层欢迎的，毕竟不是每一个小吏都能从陋规中发财，只有那些头脑最灵活，八面玲珑，上下通吃的胥吏，才真正能够发财，大多数胥吏也只是分到一点常例陋规，勉强糊口罢了。有这样一群人支持，收获还是不小的，因为毕竟是这些人在处理官府的具体事务，他们的工作积极性高了，官府的效力就能大大提高，而且他们习惯了没有政治地位的处境，稍微对他们好一些，他们的反抗精神立马就没有了。最让胥吏们欢迎的是，朱敬伦废除胥吏不能科举的限制，尽管这群头脑相对精明的群体意识到，朱敬伦已经是一个事实上的藩镇，似乎招牌没有朝廷那块招牌来得大，但依然殷殷期待着朱敬伦能开科举，也让他们尝一尝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感觉。所以一时间胥吏子弟们还掀起了一股读书的风潮，但是读的依然是四书五经，之前他们可不会读这些书，以前他们就跟匠人一样，虽然也读书写字，但主要还是为了能够看懂公文，能从父辈手里传承下来一套漂亮的公文文体就是真本事，读不读四书五经真没什么用。显然老夫子那一套思想，在胥吏阶层心中的神圣感和敬畏感，并不如文官阶层，和孕育文官阶层的乡绅阶层那么强烈。因为解除了对胥吏阶层的限制，所以不但胥吏阶层自身开始有了读书的动力，读书人对胥吏身份的顾忌也消失了，尽管大部分读书人还改不了对胥吏的鄙夷，但那些穷人，穷的甚至都无法维持继续读书人的读书人，胥吏这种身份、这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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