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任何可能，在三十年之内，朱敬伦都不想招惹英国人，因为这是维多利亚时代，这是英国人的时代，任何人，任何国家在这个时代挑战大英帝国，都不是一个明智之举。但对于苦力贸易中存在的人性恶，让朱敬伦难以接受，尤其是其中所包含的耻辱，更让他这个带有新中国老时代人身上那种不容侵犯的尊严感的人难以容忍。谈到苦力贸易，后世的年轻后辈想到的，可能只局限于长途游船舱底超高的死亡率，只局限于美国铁路枕木下的华人尸骨，甚至拜一些美化的影视剧所赐，很多人眼里的苦力贸易恐怕是浩浩荡荡的下南洋，是一个个白手起家的巨头的美好故事，是旧金山英雄主义的黄飞鸿传奇。可设身处地的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真正沦落到苦力境地的老百姓，他们根本感受不到半分影视剧中的浪漫氛围，他们感受到的只有恐惧，只有绝望。后世甚至在国家的宣传中，下南洋都带有一种正面色彩，把这个历史事件描述成中国人在海外拼搏的精神象征，可中国人是一个最讲乡情的民族，人离乡贱，但凡有点办法的人，谁愿意远离家乡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呢。而苦力则是其中最没有办法的一群人，他们有的只用了几块大洋就将自己的未来，甚至生命卖掉了，然后他们被像垃圾一样塞进污秽的船舱，连伸脚的空间都没有，一路送到南洋的矿坑里，没日没夜的干活，忍受着皮鞭的抽打和繁重的苦役，大多数人进了矿井，就再也没有出来的一天。相比而言，南洋由于中国人已经深耕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他们比西方殖民者来到这块土地更久，因此多少还有一些依靠，有的苦役劳作期限满后，还真的有机会恢复自由。那些被贩卖到美洲，尤其是中南美洲的苦力，基本上没什么活路。他们在秘鲁的粪场工作，污秽的空气过早的侵蚀了他们的健康。在古巴的种植园中工作，动辄被施以酷刑，常有苦力被鞭挞至死。这个时代，似乎真的像信奉信教的英美和西北欧国家描述的那样，“信奉天主教的人道德低下”，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人类历史上可谓罪恶累累，美洲的印第安人几乎倍西班牙人灭绝，而葡萄牙人也不是什么好货色。最早在中国开始苦力贸易的国家，就是葡萄牙这个小国，他们从明朝手里骗取了澳门，然后以此为基地，开始了对这个单纯的国家和淳朴的人民的伤害。在英国人的记载中，早在大明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年），，葡萄牙人就开始拐带儿童（其中很多出身于名门）至印度卖作奴隶……这些中国奴隶及家仆们大部分是当他们年幼时就被骗子从村里拐出来卖给葡萄牙人。……被拐小孩的平均售价为12两至16两银子，他们大部分是广东人。大明朝廷曾多次下令禁止贩卖人口，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规定“禁买人口。凡新旧夷商不许收买唐人子女，倘有故违举觉而估怯不法者，按名追究，仍治以罪。”到了清朝，继续限制，在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的时候，官府下令：“禁卖贩子女。凡在澳华夷贩卖子女者，照乾隆九年详定之例，分别究拟。”但是葡萄牙殖民者对此置若罔闻。18世纪末以后，随着开发美洲殖民地的需要，他们在澳门变本加厉地发展苦力贸易。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葡萄牙人从澳门掠去几百名苦力，运往巴西种茶，不久全部死亡。甚至连葡萄牙在澳门传教的主教也直接参与掠卖中国人口的活动，他们拐买中国妇女进行训练，然后送到果阿供殖民者奴役，与印度等国妇女一样充当奴隶，命运十分悲惨。西班牙在早期苦力贸易中倒是作恶不多，但不是他们不想作恶，而是他们没有机会，他们没能在中国取得一个立足点，但是贩卖黑奴的事情就没少做，同时屠杀华人最多的，就是西班牙人。当这两个小国的辉煌时代结束之后，他们依然没停止对中国人的伤害，他们的殖民后代，中南美洲的庄园主们，正是奴役华人的主力，天高皇帝远，他们动辄对华工施加酷刑，甚至直接草菅人命。相比而言，在英美殖民地上的华人苦力，境遇相对好一些，至少没有那么阴暗。比如美国人虽然役使华工，但是少有南美种植园中的鞭打监督。但这不是美国人道德高尚，流放犯和人渣建立的美国，谈不上什么道德感。只是他们的经济模式使然，在美国西岸的华工，主要是雇工，美国人给工资，用不着鞭打，这些勤劳的中国工人就能老老实实干活。但美国资本家对待工人绝对没有那么仁慈，尤其是对待华工，虽然比种植园主好一些，不会动辄鞭打甚至虐杀，但却采取欺骗的手段，比如让华工去做最危险，没有白人肯干的工作，其中包括安放无比危险的硝化甘油炸药的工作，引爆的工作等等，因此美洲华工的死亡率才那么高，才被描绘成每根枕木下都埋葬着一个华工的尸体。朱敬伦在后世见过一些即便知道华工遭遇的人，他们也只是嘴上哀叹两声，并没有多么的痛彻心扉，朱敬伦不认为他们是对历史无视，朱敬伦觉得，恐怕是这些人根本就没有体味出苦力贸易中的耻辱来。作为一个历史现象，苦力贸易由来已久，但是在鴉片战争过后突然爆发，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大的历史背景是，从183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开始掀起了浩浩荡荡的废奴运动，一些富有人类良知的社会精英，开始猛烈的批评这种泯灭人性的贸易，最终英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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