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对华全权代表额尔金觉得他也收获到了丰收的果实，他在sh跟清廷钦差谈判，用广州一事作为压力，几乎逼迫清廷答应了他的一切要求，包括鸦爿贸易合法化，进出口关税税率问题，以及由英国人出面帮办大清国关税一事。清廷甚至连解除强行收复广州的两广总督的职务这种事情都答应了。这是一份令人满意到身心愉悦的善后通商细则，虽然本身只是《天jin条约》的附属，可是真正要获得利益，还的靠这些通商细则。既然该要的东西到手了，额尔金就该赶紧南下处理另外的事情了，比如广州问题。他之前一直主张的是进攻广州，让西马糜各厘和格兰特两个将军放手去干，并不意味着他本人就好战。额尔金准确来说，是一个政客，一个官员。他来中国之前，先后在英国多个殖民地任职，最高的职位是加拿大总督。而且额尔金这个政客，还是一个外交家，不是一般的外交家，而且是一个外交世家。他爹老额尔金就是一个大使，曾经做到过奥斯曼帝国大使这样的要职。老额尔金结婚之时，曾经许诺他的妻子，要给妻子修建一座豪宅，用来自东方的珍贵艺术品装饰。他履行了诺言，在做奥斯曼大使期间，他通过不太光彩的手段，洗劫了希腊的巴特农神庙，劫掠了一大批古希腊艺术珍品。可惜这些珍品运回英国的时候，老额尔金发现，他妻子早就耐不住寂寞，跟别人跑了。最后这些珍品也就没能装点额尔金家的豪宅，而是卖给了大英博物馆。老额尔金劫掠了希腊雅典卫城的古老神庙，小额尔金后来主持洗劫了满清皇帝的圆明园，如果仅仅用报复清朝皇帝的说法，实在是太过苍白，用家族渊源来解释，或许更能说明这些海盗们的本性。尽管有这种野蛮的本性，但不可否认的是，额尔金的专业外交素质和外交官的世界观。既然是专业的外交官，那么他就不太可能喜欢不断的战争，战争的目的无非是攫取利益，既然利益已经攫取到了，就没必要陷入无休止的战争中去，真正喜欢战争的，只有那些纯粹的军人。之前额尔金支持格兰特和西马糜各厘的强硬态度，那是因为他需要给清政府施压，现在清政府已经屈服了，那就没必要纠缠在广州城的占领问题了。可是当额尔金刚刚回到香港，就听说了另一个消息，广州自不用说，连新安城都被清军收复了，朱敬伦收复新安的时候，额尔金还在南下的船上，他知道新安被西马糜各厘等人攻下的消息其实也就是南下之前，本来还打算将这座县城取代广州当作清政府支付赔款的抵押呢。现在手里没有广州不说，连新安也丢失了，这就让额尔金有些头疼了，更头疼的是，格兰特、西马糜各厘和港督包令三人之间争执不下，包令希望尽快恢复和平，恢复贸易，两个将军则希望额尔金从印度请求一批援军，他们继续作战，不但要打下新安，还要打下广州。这些犯人的问题还没法解决，因此这批军政要员，此时就有些无暇顾及市面上的汇票波动了。而此时，方山借由伍家放出去的消息，已经对市场造成了冲击，那些一直在跟伍家掌柜的做汇票生意的洋行顿时明白为什么前段时间伍家没命的变卖汇票，但是他们可不相信东印度公司真的被英国政府解散了，所以还有所观望，但已经开始悄然出手了。卷入这场风波的不止那些大洋行，还有数量更加庞大的中国商人，这些人对东印度公司更加不了解，他们中的很多之前都没有接触过汇票这东西，根本就是因为这一次的倒卖，他们才挤入这桩生意，结果很多人手里都压了不少从渠道收上来的汇票，他们对东印度公司的信用可没有那些英国商人，葡萄牙商人和法国商人迷信，因此他们第一个开始出货。汇票首先是流入了东印度公司的代办处，很多人要求贴现兑付，东印度公司此时自己都还没收到自己被解散的消息，更没有理由拒绝贴现，所以不断的有白银按照票面价值被兑付出去，可他们哪里撑得住这种海量的白银贴现，要知道此时很多原本没有涉足汇票交易的正经商人手里的汇票也为了安全起见要求贴现，这种恐慌性的挤兑让东印度公司的银库很快就空了。只能打起停止兑付的牌子，告诉自己的客户，他们将很快从印度调转一批现银过来，最多一个半月，他们就能为客户贴现。东印度公司的行为更加引起了恐慌，市场自发的贴现率已经下跌到了八成不到，但是距离朱敬伦定下的七成还有距离，所以他们暂时还没办法大规模收购，一切就要看东印度公司这个大庄家能不能从印度尽快调拨一批现银过来了，无形中朱敬伦现在其实是在跟东印度公司对赌。但是很不幸，东印度公司的银船还没有过来，伦敦的消息传过来了。1858年8月，英国议会通过法案，撤销东印度公司。只是这一个消息，在海上传递了三个月，终于在11月中旬，传到了香港。由于市场上早就开始传东印度公司被解散的真消息，以及公司汇票被废除的假消息，这两个真假消息中虽然只有一个被证实，可另一个自然的被市场相信了，挤兑、抛售的狂风巨浪掀起来了。这时候就是庄家开始屠杀的时候了，汇票价格一日三变，第一天七成票面价格，第二天就爆跌到了六成，第三天甚至直接就是五成，第四天持续了一天，第五天又一次爆跌，香港市场上的汇票几乎变成了废纸一般，根本就找不到买主，东印度公司直接关闭了分部，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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