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朱树人也是个从谏如流的脾气，加上新法如今本就是试点，连税都还没开始收呢。
意识到问题后，他斟酌再三，随和地自言自语：
“对于部分偏僻崎区之地，耕地不易集中的问题，可以让户部今年试点之后再议。将来可以把天下府县，分为平县、山县。山县也要按乡为单位区分地貌，凡是山区为主的县乡，可以酌情把‘应计税田亩面积下限’，再折减一些。
比如比平原县乡再减半，以水田五亩，或旱田十亩为每户计税下限。而实际核定平、山时，不仅要考虑当地地形、土地的分散程度，还要考虑到当地工坊、工场是否够多，民间工商投资是否兴盛，能容纳剩余劳力。
孤让平原田地适度兼并、确保耕者尽其力，也是考虑到平原田地集中耕作比分散耕作效率更高。但山区碎地本来就无法集中耕种，人不能尽其力，也就只能先耗着了。”
朱树人此前的另一层考量，还涉及到他受后世影响的农业管理思维。后世平原地区可以机械化，大规模生产，所以朱树人非常希望平原地带田地适度集中一点，至少能确保户户牛耕，也便于未来有其他先进的生产工具，哪怕依然是人力畜力的，但至少可以快速推广起来。
新式农机具是否被百姓快速接受，跟每户人家的田地面积是息息相关的，如果田太少，用旧工具稍微累一点精耕细作也能干完，以大明的文盲率，很多人就懒得折腾了。
只有原本的劳动强度已经饱和，人才愿意动脑子去省力，学习新农具的使用。
说到底，朱树人的一切布局，都是要服务于技术进步的落地推广的，逼着不愿意尝试新工具的人去尝试。不管这种尚未出现的新工具究竟是什么，反正先把愿意尝试的氛围营造起来。
姚启圣见朱树人居然如此从谏如流，一点都没有因为他只是一个举人小吏而讳莫如深，也是颇感知遇之恩。他便连忙补充拍马屁：
“殿下既有如此惠民之心，更该把上述考量，通过一些非正式的渠道，有选择地泄露出去，以收士绅人心——
殿下请想，把田地面积极少、却依然被束缚在土地上的贫农变成工人，最终是谁受益？是那些经营工坊、工场的富商士绅。
因为工人一多，他们就可以得到工钱更便宜的劳力。既如此，朝廷此前何必遮遮掩掩，惠及士绅而不留名呢？
若是宣扬得法，则天下经营工商的士绅必然拥护此法，哪怕他们在殿下的新法之下，需要缴纳代役银，他们权衡之后，也依然会发现利大于弊，就会选择闷声发大财。
到时候，士绅也就会分为两派，大地主士绅会心存怨念，而工商业主士绅会心存感激。朝廷驱工坊主以制地主，反抗力量必然极度削弱。
而要削弱那些明明家中几乎无地、但又不愿放弃农籍、不愿迁徙下山的百姓，朝廷的手法也该更加温和。
学生曾想到一策，可以借鉴前宋时王荆公的青苗法，给予‘处在计税田亩面积下限以下’的百姓，以一定的生产借贷，或助力其贷款买下邻舍的田地，或可给以本钱另择营生。若是他们果然能因此扩大田亩，安居乐业，或是自谋了其他出路那是最好……”
姚启圣说到这儿，朱树人却粗暴出言打断：“那若是有刁民借了钱不好好生产，只是挥霍呢？孤记得前宋时，苏东坡都曾记载，每到青苗法放贷，或是富户被强行摊派借债、最后多还利息，遭受盘剥。
或是赤贫的青皮无赖借青苗钱，借到之后不事生产，全部去勾栏酒肆挥霍一空，到还债之日，只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这些前人教训，莫非你没看过？”
姚启圣却不担心，听了朱树人的问题，他反而有些得意，强行压抑住情绪后，才谨慎回答：“前宋官府无能，岂可与我大明相比？而且前宋疆土狭小，我大明如今有那么多需要拓边建设的地方。
如若真有欠了朝廷助其生产的放贷、挥霍不还、要命一条的，朝廷有的是办法对付这些青皮无赖。”
朱树人闻言，这才眼神一亮。
确实，宋朝的时候，王安石太仁慈了，居然都对付不了恶意借贷青苗钱赖账的青皮无赖。
当然，王安石也未必就是真心想仁慈，他是没实力，宋朝武力太孱弱了，对内百余年来形成了花钱解决问题的思维惯性，还养成了“谁吵得厉害谁有奶喝”的恶性循环。
宋朝的农民问题是最严重的，动不动就冒出类似宋江、方腊一类的贼寇。而宋朝喜欢纯算经济账，就把荒年没饭吃起事的农民贼寇全部收编为厢军。
但问题是，宋朝哪怕再富，冗兵冗官越来越严重，厢军越来越多，最后纳税交粮的顺民比例就越来越低，压力越来越重。最后大家都想明白了：宋朝的世道，就是谁能折腾谁有饭吃，谁吼得大声谁有理。只要够大声，最后还是能杀人放火受招安的。
这样一来，王安石搞青苗法时，当然对那些青皮无赖毫无办法了，因为这些人恰恰是能折腾的。而顺民都是“沉默的大多数”，在宋朝各方都在侵害沉默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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