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只是做了中间商，钱稍微过了过手，买完后又卖给别的邻居了，把田重新换成了钱。
然后这些人就套取了官府给的助农买地贷款，又没有了原本那一亩三分地的束缚，直接选择了将来卷款跑路，甚至脑子活络的还会想着如何隐姓埋名。
而这种事情，朝廷确实是堵不住的，因为朝廷不能禁止赤贫之人一次性卖空自己的田。
万一对方是一开始真心想背个贷款把自家的田买够十亩以上、然后好好耕种经营呢？只是买了之后，又发生了别的意外，生存都有问题了，不得不重新卖田救命，这是很正常的。
就好比朝廷哪怕可以出限购政策，
但你总不能阻止人家贷款买房的人断供吧？
更不能阻止贷款买房的人断供后，违约被法拍吧？
任何朝代，只要用上了断供或者法拍这两招，加上确实不担心自己背井离乡征信全毁，那么一个人想骗贷薅一笔羊毛，那是绝对止不住的——
至少在全民信息数字化联网以前的时代，绝不可能做到。明朝的社会治理细致化程度，显然还差远了。
……
潮水褪去的时候，才知道谁在果泳。
而大水漫灌的时候，问题总是容易被掩盖的。
张世鹏被朱树人选为小康二年试点放贷、进行贫农土地互相兼并的试验田，他一开始的工作，当然也得集中在如何放款，如何集中田地，如何减少贫农人口数量，把一部分人口挤出为工商籍。
所以对他的最初考核指标，也都是“杭州府境内在册贫农的户均田亩面积增加了多少、贫农人口转工籍人数规模有多少”，这两项指标，才是决定他试点政绩好不好，几年后是该升官还是留任还是贬值。
被考成法的指标逼着，张世鹏一开始也只能采取比较激进宽松的信贷政策，给凡是符合条件的想买田贫农都尽量放贷，除非是朝廷拨给他的本金已经不够了。
短短几个月里，他就放出去了至少两百万两的银子，涉及了杭州府各县累计十几万的农户。
账面上的政绩是很明显的，经过这么一番贫农之间的相互兼并，杭州府境内剩下的贫农，户均拥有水田数量，从两亩多上升到了五亩多，翻了一倍都不止。
同时至少有七八万户人口，从农籍转为了工籍，为朝廷要力推的工商业建设，增加了全职廉价劳动力。
不过这种试点，估计后续也没法大范围推广、大水漫灌了。因为朝廷根本拿不出那么多放贷的本钱。如果一个杭州府，都要花掉一年两百万两、后续每年还会有新的兼并放贷，最终数年总和可能会超出五百万。
那要是应天苏州松江常州湖州绍兴宁波……这些人口密集人均田地很少的富庶府也都加入试点，不得一年耗费上两千万两？多年累计就是五六千万两？朝廷哪有那么多本钱来放贷？
以朝廷多年休养生息和平建设的结余，至今也没结余到一亿两银子。而每年的财政收入，也才几千万两而已——
这个数字其实已经不低了，因为大明如今的人口还没恢复，也就七千多万人口，每年财政收入能有几千万两数量级已经不错了。
后世平行时空的清朝，到了乾隆末期嘉庆初期，也就一年七八千万两的财政收入，要不怎么说和珅价值八亿两的抄家能抵朝廷十年岁入呢（其实黄金现银都才分别几百上千万两，其他都是珠宝珍玩土地估值的，这里只是类比便于说明）
所以，大明朝廷恢复和平后，这几年慢慢攒下的积蓄，在未来五年里，就算不出别的意外，没有别的花钱的地方，也就只能给南直隶加浙江的小部分府试点这个新法。
得等这些放贷十年八年之后收回来，利滚利滚到三倍（如果贷款都能顺利收回来的话，实际上肯定有坏账损耗），才能在南直隶和浙江其他地区，外加江西福建推广。再过十年，才能滚到湖广四川两广……
所以这肯定是一个比“废丁分籍”更复杂和拖沓的大工程。如果大明不创造新的货币，或者搞点别的财源，靠财政结余的自有利息往上滚，三十年都完成不了。
好在这事儿也只是个引子，并不用很急，最终目的还是把废丁分籍的事情彻底推进落实下去。至于有多少贫农借到了钱帮助他们买地把邻居挤走，这指标本身其实并不重要。
……
张世鹏放了足足好几个月贷，政绩数字蹭蹭蹭往上涨的同时，对本地民风刁钻颇有认识的他，内心其实也非常不安。
因为他知道，自己脚底下肯定埋了一个不小的雷。
所以，在小康三年正月，过完元宵节后，他在一个机缘巧合的时机，又遇到了朱树人派来浙江检查相关试点工作的姚启圣，就把自己对坏账的隐隐担忧，和盘托出了。
“姚先生，这放贷试点和鼓励贫农扩田，倒是完成得不错。可是这七八万贫农改工籍、剩余贫农户均田地翻倍有余，代价肯定也是很大的。
本官虽拿不到具体数字，但估计这七八万户改籍的工人里，可能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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