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琦道：“我们都是花钱买，花了足足80万两银子，当地老百姓喜迎王师，军营外现在都成了集市，关系好着呢。”朱敬伦笑道：“那就好。不要在乎钱，按照当地市价的两倍来买东西，这不是亏本，这是赚大便宜。”“援兵准备的如何了？”此时登陆天津的部队，还只有新安第一军，加上5千八旗兵也只有1万5千余人，可以说储备的物资是绰绰有余的，但这么点士兵攻打北京城显然不保险，英法联军上次其实都没敢进城，一直驻扎在圆明园，而圆明园准确来说是在城墙之外的。朱敬伦不但要攻下北京城，他还要占住这座城，这才能跟清廷最好的讨价还价，因此他还将派第二个和第三个主力军北上，新安第一、二军和五坑军三大主力会攻北京，确保万无一失。谢琦道：“禀皇上，新安第二军已经准备就绪，随时可以北上，只是天津即将封冻，若要北上就得尽快行动了。五坑军也已经完成了换装，是否让他们也从福健北上？”朱敬伦琢磨了一番，大冬天的北上，确实有些不妙。于是摇了摇头：“你们的作战计划制定的很好，就不要随便更改了。既然今年只有一个攻占天津的计划，那就按计划来吧，虽然攻下天津有些容易，出乎我们的预料。不过五坑军和新安第二军目前没有军事行动，闲着也不好。在福健发动一次攻势吧，我听说太平军那边已经开始向江浙进攻了，就当帮他们一把，吸引一下左宗棠的兵力。”北伐的消息比任何消息扩张的速度都快，几乎是瞬间就传遍了这个广東，这得益于最近开始兴起的报纸的作用。中国最早的报纸，是在香港出现的，最早的中文报纸，同样是在香港出现的。是伍廷芳在1858年创办的，但是直到现在，依然是唯一一份中文报纸，名叫《中外新报》，因为实力有限，他们没能力得到第一手资料，主要依靠翻译西方报纸内容，很少有自己的东西。创刊以来，在香港发展的并不好，但是他们将生意扩展到了九龙，但是担心政府的干涉，他们依然将总部放在香港，只是在九龙等地设置了分布，从香港印刷好的报纸，固定分发到各地发卖。直到北伐前，这份报纸都半死不活的，也就是靠着创刊者的个人热情坚持，但是对北伐的转载，让他们的销量猛然激增，不但在九龙供不应求，在广州、肇庆甚至广西和福健，都有大量的商人希望能够跟他们合作，报销他们的报纸。在创刊七年后，他们终于打开了市场，这首先得得益于朱敬伦的扶持。朱敬伦在出兵前，特意邀请了香港报纸的记者随军报道，他有意识的要向各国宣扬大明跟满清的不同，一个训练有素，制服整齐，军纪良好的军队，显然非常能够代表这个国家的整体素质。训练、军纪这两点，对目前大明的主力军来说，那是必备的素质，军事法庭运行了这么多年，军法在军队中已经深入人心，没人愿意去挑战法律，这是长期的积累，已经慢慢形成了文化传统，比统帅们动不动采用的杀人立威要好的多。《中外新报》也受到了邀请，尽管伍廷芳等人对大明这个新生政权还不够信任，因为他们很多抨击大明官府的报纸，在一些地方被地方官府查封，让他们对这个国家的言论自由产生了极端的担忧，但他还是派出了记者，早年招募的一个逃到香港的落魄秀才。正因为有了第一手资料，而且是用中文写的，以中国人视角的第一手情报，一下子就让《中外新报》在各个口岸打开了市场，接着开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内地扩散，一时之间洛阳纸贵。伍廷芳之所以能创办中外新报，很大一个原因是他在英文的《孖刺报》当译员，借用孖刺报社里的中文活字印刷自己的报纸。伍廷芳为了维持这份报纸，可没少费劲，他不但给报社当译员，甚至还在香港高等法院担任译员，所得收入很大一部分都用来维持报纸的运营了。后来他能成为香港第一个持有执照的华人律师，其实就是从在法院做译员开始的。借助于现代媒体的传播能力，大明北伐满清的消息持续不断的传回大明境内，当大家发现明军势如破竹摧枯拉朽的战斗力后，老百姓自发放鞭炮的情况更多了，这意味着更多人开始放弃心中的中立态度，转而支持大明了。这背后反应出来的一个事实是，大明的建立让成千上万的人成了既得利益者，这其中不但有无数新一代的官僚，还有无数发财致富的商人，其实更多的是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朱敬伦每攻占一地，实行的都是免税政策，对老百姓而言，没有了正税无所谓，但是减掉了让人痛恨的苛捐杂税就是一项普遍欢迎的善政了。有既得利益者，自然也有利益受损的人群，旧官僚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群人，之前大范围的挂印行为，不仅仅是异地为官的官员，对大明的不认同，损害他们利益也是其中原因之一。另一个利益受损的集团，则是根深蒂固的胥吏集团，但朱敬伦大大提高了胥吏的地位，释放了压迫胥吏的封建身份，给他们加上了一个候补官员的名头，对那些胥吏中的高层来说，这无法弥补他们的损失，但是对大多数底层来说，优厚的薪水发放，代替了过去勒索来的灰色收入，地位的提高让他们成为这个新生国家最拥护的一群人。总之朱敬伦极力避免一刀切式的消灭旧势力，小心翼翼的培养新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做法，目前看来是成功的，起码让他温水煮青蛙一般，不显山不露水的推行了许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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