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敬伦对国有企业向来没有好印象，相比那些把国有企业称作毒瘤的新式专家，朱敬伦的认识要客观的多，他清楚国有企业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在计划时代肩负了国家工业化的责任。但朱敬伦很清楚，改革开放之后i爆发的各种问题，却让国有企业完全是政府一个尾大不掉的包袱，政府想甩包袱吧，但又不能不顾数千万员工的工作问题，不甩包袱吧，接连的亏损让政府财政压力很大，总之尾大不掉，割掉会痛，不割也会痛。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下没有竞争力，这是必然的，尽管有人举例西方也有国有企业，但第一朱敬伦很了解，西方的国有企业也是低效的代名词，第二，朱敬伦从来不是一个媚外的人，西方人的东西从来不会成为他评判事务的标准，他绝对不会因为西方人如何如何，就觉得一定是正确的，西方人吃牛排，朱敬伦更喜欢吃炸酱面，不能就此认为炸酱面就不如牛排。他最多将西方的发展当作参考，可就连西方人都搞不好国有企业，那这个制度他还是不要碰了。因此朱敬伦从来没有像洋务运动那样，让官府出面直接做大企业，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位于新安县南头半岛南山上的兵工厂。兵工厂毫无疑问属于重工业，在当时广東还没有一个人懂得使用蒸汽机的情况下，除了国家来办，别人根本不可能办，没有经验知识办，也没有那个资金办。但现在蒸汽机和机器已经在广東的缫丝和茶叶两个行业推广开来，而这两项产业，可都不是聚集在城市里，而是贴近乡村，因为无论是蚕茧还是茶叶，都是比较娇嫩的原材料，不适合远距离运输，只能就近加工。最重要的是这两个行业出现的工业化倾向，让机器制造在大明出现了，大批过去通过修理洋人轮船积累起机器经验的铁作坊开始涉入机器制造，目前在广州府流行的机器大偈基本上都是广州和佛山的铁作坊生产的。轻工业的发展，最大的溢出效应是给重工业提供了一个市场。作为目前可以说是最大，最工业化的兵工厂，此时进行改革，应该是一个最好的时候。朱敬伦向来认为，在最好的时候进行改革，是成本最低的时候，等到一个行当已经进入末路的时候，就犹如已经病重时才治疗，只能开刀动大刑了。缫丝也茶叶厂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机器市场，这些机器兵工厂都能仿制，而且质量更好，至于需要高精度加工能力的各型马力的蒸汽机，目前兵工厂几乎是广東唯一有能力进行制造的。但改革不是说改就能改的，首先兵工厂是一座安全西式管理的工厂，生产技术没问题，但市场化就差强人意了，从瑞典聘请的管理人员，他们根本就不具备开发民间市场的能力，关键是也没有那个动力，在只需要国家订单就能维持生产，甚至没有订单也不影响自己收益的情况下，他没有动机去开拓生意。现在突然让兵工厂进入市场，很有可能出现开放初期那种，明明无论是技术还是生产能力都无法跟国企大工厂竞争的乡镇和私营企业大把的盈利，国企反而大把亏钱的情况，长期亏损又带来优秀工人流失，开发能力下降，更加亏损的恶性循环，最后反过来被私企收购，或者干脆破产。但兵工厂很有必要改革，而且朱敬伦的改革决心很大，哪怕直接让这座工厂破产，他也愿意冒险试试。当然成功自然最好。可是工部给的改革方案，始终让朱敬伦不太满意，工部，或者说陈芝廷领导的政府，是十分愿意把兵工厂卖掉的，因为每年都要为这座工厂投入巨资，现在又承担了上百万的丝户补贴，政府的财政压力更大了。而且作为传统文化下成长的官员，兵工厂向民间出售的蒸汽机等机器，总让陈芝廷感觉有点与民争利的嫌疑。所以工部给出的建议是直接把工厂卖给铁作坊，一家吃不下那就分给几家来。如果实在卖不掉，他们宁可只保留制造枪支和大炮的部门，将其他不必要的工人都遣散，节省开支。可朱敬伦觉得，别说几家铁作坊了，就是把整个广東的铁作坊都加起来，也未必有能力收购兵工厂。兵工厂自打建立起，已经历时近十年，就没有一年的经费少于一百万两，与清廷开战那两年，最多一年更是投入了一千万两银子。这些年的总投入，怎么算都超过了三千万两，广東的铁作坊主们，就是砸锅卖铁联合收购也买不起啊。最关键的是，你肯卖，还未必有人肯买呢，那些铁作坊还处在转型期，从过去打个锄头刀叉向制作机器转型，完全没有工业化积累和管理经验，别说卖给他们，就是送给他们，他们也管不好。更何况直接送给他们，兵工厂的管理层未必高兴，到时候面对的就是大量的人才流失，只有破败一条路可走了。与其送给铁作坊，让朱敬伦看，还不如送给管理层。但目前的管理层大多都是瑞典人，中国管理人才目前最好的也只是在中层，管理一个车间，管理一项生产流程他们没有问题，管理庞大的兵工厂，他们还没有经验。白白将几千万两的资产，送给洋人，别说朱敬伦舍不得，就算舍得，社会舆论得淹死政府，明治维新将官办工厂送给财阀，都被舆论所不容，更不用说送给洋人了。朱敬伦现在面对的是想改革，要改革，但是没有合适的人才去操作。当年建立兵工厂的初衷有两个，第一是打造独立自主的军火工业，这一项目前看来没有问题，不管是瑞典人还是中国人，在后世都是以生产能力见长的，将两者在这个时代结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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