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公使组成联合外交团，跟满清总理衙门关于救灾事宜扯个没完。满清为了证明自己确实有救灾的能力和决心，甚至将李鸿章从前线紧急调回，让李鸿章全权处理跟洋人谈判和救灾事宜。在满清朝廷看来，可能这时候英法美俄四国公使在北京的联合行动，比苏北的太平军攻势威胁更大。李鸿章一边跟洋人谈判，一边破格提拔了一批新人，说他们是新人，不是说他们的身份新，而是他们的思想新，这批人全都是这几年跟着李鸿章在京津推行洋务运动的人物。有主持天津机器局的道员沈保靖，帮助李鸿章在烟台创办轮船招商局的盛宣怀这样的以主持企业出身的另类官员，并推举沈葆桢为赈灾大使，全权钦差，赶赴灾区，监督赈灾。历史上，李鸿章就负责过赈灾，而且也是大胆启用这些洋务派新人，利用这些人主持企业过程中学习到的科学管理办法，严格监督赈灾事宜，查遗补缺，效率比拖沓的地方官要高了不知一筹，同时还用雷霆手段，对那些贪赃枉法的家伙下杀手，很是杀了一批官员。不过李鸿章自己去不了灾区，沈葆桢比李鸿章更狠，因为李鸿章多少是这个时代一个正常的官员，李鸿章是事也做，钱也挣，沈葆桢却是一个只知道做事，不知道贪财的人。沈葆桢跟李鸿章一样，是得到曾国藩的举荐才开始发迹的，但是他被曾国藩举荐到江西任巡抚之后，却切断了江西供应湘军的军饷，被人骂作忘恩负义，可这些钱他一分都没贪，全都用作恢复江西地方了。所以这是清末少有的铁面无私的廉洁官员。沈葆桢眼里揉不得沙子，因此杀的人就更多，所到之处一片鸡飞狗跳，甚至出现了他还没到地方，就有地方官悬梁自尽的情况发生。在沈葆桢这样不容妥协的官员加上洋务派官员的科学管理，赈灾的效果确实大大提高，能发到灾民手里的物资比过去多多了，救的人自然也就多了。但依然是杯水车薪，因为清廷能用来赈灾的资源实在是太少了，失去了上海和江南财赋重地的清廷，财政状况急剧恶化，这几年支撑清廷财政的，一个是不断的借款，一个就是在内地广种鴉片，贩卖获利。因此清廷的赈灾努力，没有得到洋人的承认，大家一致认定，清廷自己根本就没有处理大灾的能力，希望清廷许可洋人救灾团进入灾区。反倒是大明此时突然找到了李鸿章，对李鸿章救灾的努力做出了认可，并且表示，愿意借给清廷一笔三千万两的巨款，让清廷用于救灾，不需要抵押，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必须专款专用，一分钱都不能挪作他用，大明会派出会计进行审计。李鸿章没有拒绝的理由，朝廷根本拿不出钱来，连江南的军费现在都得自筹，拖欠了一大把，还能从哪里抠出钱来赈灾呢。现在朝廷已经开始大肆变卖官职，河南等灾区，一次性就获准卖出三千个候补道员以下的官衔，山西的晋商，有的甚至给上下五代人都买了官衔，娘胎里的奶娃就是知府、知县的怪现象屡见不鲜，真的是礼崩乐坏了，此时大明来送钱，为什么不要？其实借给李鸿章这笔银子，也是看到他能合理利用的情况下大明才做出的，但是这笔钱也解决不了大问题，因为钱进入了灾区，也只能让当地政府和乡绅采购粮食，然后施粥，给饥民一口吃的。灾区之所以是灾区，并不是因为没钱买粮，最大的问题是有钱也买不到粮食，是因为当地歉收，外地的粮食运不进去，还有邻省也不想让本省粮食流失，造成本省动乱的情况。因此这笔钱进入灾区，不过是高价从一些囤积居奇的地主大户和豪强甚至官绅手里把一些存粮撬出来，是救急之策，治标不治本。根本问题，还是得从外面买粮食，然后运送到灾区。所以大明一面借钱给李鸿章，一面抓紧时间抢修铁路，在这种情况下修铁路，显然不能够采用正规方式，而是采用了类似后世军事铁路的紧急修建办法，在大多数地方，只是简单的将土地平整，然后就假设枕木，铺设铁轨。过河的桥梁，普遍采用木头架设。这样的铁路肯定不可能常用，载重量也不够高，但是修的快。在大批只需要一顿饭就愿意干活的无限制的饥民的无偿劳动下，劳动力大大丰富，铁路在以每天超过一公里的平均速度向前推进。德国人修胶济铁路的时候，用了五年时间，现在大明修建的铁路，从青岛通到济南的时候，只用了五个月，就这样朱敬伦还是觉得慢。铁路经过之地，灾荒情况马上就得到了改观，尤其是经过青州这个山东饥荒的重灾区，更是大大降低的死人的数量。可是朱敬伦明白，这次饥荒最严重的，并不是山东，而是河南和山西，所以从青岛出发的铁路最终目的是河南，甚至有可能的话，要一路延伸到陕西。而河南饥荒最严重的时候，是明年，因此时间不多了。秦皇岛的铁路修建，为了尽可能多的靠近灾民，没有像后世的大秦铁路偏向北方修建，而是尽可能的偏南修建，从秦皇岛出发后，就一路往南，经过人口稠密的昌黎、滦县、进入唐山，从唐山往西经蓟县、怀柔到昌平，几乎是从北亰城外绕过，然后经怀来、涿鹿，经阳泉然后到大同，进入山西。进入山西还不算完，这是一条救灾铁路，于是还计划从大同往南，纵观整个山西，最后进入河南，在洛阳跟青岛过来的铁路连接上。这么修铁路，肯定就没打算长远，反正很清楚这就是一次性的临时铁路，那么朱敬伦就不需要追求质量，全力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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