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巾余众”郭泰即“郭大贤”
所谓“白波贼”，是在河北并州起兵的一支武装力量。
《三国志*魏志*张燕传》注引《九州春秋》说，“张角之反也，黑山、白波、黄龙、左校、牛角、五鹿、羝(di)根、苦蜡、刘石、平汉、大洪、司隶、缘城、罗市、雷公、浮云、飞燕、白爵、杨凤、于毒等各起兵，大者二三万，小者不减数千。灵帝不能讨，乃遣使拜杨凤为黑山校尉，领诸山贼，得举孝廉、计吏。后遂弥漫，不可复数。”据同传注引《典略》又有“李大目”，张?(fan)《汉纪》另有“郭大贤”、“左髭（zi）丈八”。
《后汉书*朱隽传》说：“贼帅常山人张燕，轻勇矫捷，故军中号曰‘飞燕’，善得士卒心，乃与中山、常山、赵郡、上党、河内诸山谷寇贼更相交通，众至百万，号曰‘黑山贼’。河北诸郡县并被其害，朝廷不能讨。（张）燕乃遣使至京师，奏书乞降，遂拜燕平难中郎将，使领河北诸山谷事，岁得举孝廉，计吏。”
根据上面所引史料，当黄巾起义之际，河北地区众多起兵反抗东汉政府的武装力量中，“白波”即是其中之一。所谓“山贼”、“山谷寇贼”,说明他们起兵和屯驻之地都在河北地区起伏的群山之中，这是“白波”等武装力量的特点；另一特点则是，众多的武装力量终于归附东汉政府，被任为黑山校尉的杨凤和平难中郎将的张燕，先后成为河北地区诸山谷的统治者。对东汉政府来说，尽管这些武装力量仍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但是，与当时的农民起义还是应该有所区别，这就涉及“白波贼”的组成和性质问题。
山贼”，是解答这个问题的钥匙。
从《后汉书》、《三国志》所反映的情况看来，当时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都出现过所谓“山贼”。“山贼”这个词的内涵是这样的：在东汉政府的统治下，人民不能忍受苛重的赋税劳役，或由于触犯刑章而逃避惩处，纷纷亡命进山，投靠当地豪族，成为他们的部曲、田客，也就是政府所不能控制的私家领民。其中一部分则是本居深山的“山民”。为了反抗政府的征发，同时为了保护和扩大既得利益，这类豪族往往据山守险，以至公开起兵抵御政府。反之，政府也往往出兵讨伐。在东汉末年这个战乱时代，政府与这类豪族之间的战争，完全属于统治阶级的内部争斗，目的是彼此都需要劳动力和兵源。当时，河北众多的起兵部队，一般来说，其统帅都是当地山中的豪族。所谓“白波贼”，当然也不例外。
前引《朱隽传》提到中山、常山、赵郡、上党、河内诸山谷，中山、常山、赵郡属冀州，上党属并州，仅河内属于司隶，说明众多的所谓“山贼”，基本聚集在冀、并两州境内。曹王在《典论*自叙》所述东汉末年的战乱情况，其中一句为“山寇暴于并、冀”，所谓“山寇”，当然是指“白波”等“山贼”，同样说明这类豪族的起兵主要在河北的并州和冀州。《后汉书*邓训传》注引《汉官仪》说：’‘中兴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其原因则如同书《铫(diao)期传》所说：“河北之地，界接边塞，人习、兵战，号为精勇。”由于河北的冀、并等州与匈奴等地区邻接，为抵抗少数民族贵族的入侵，人们经常处干紧张的战斗中，从而“人习兵战”，被誉为“精勇”。这是东汉初年的情况。据《三国志*魏志，郑浑传》注引张?(fan)《汉纪》，郑泰与董卓的对话以为，当时“天下之权勇”为“百姓素所畏服”的，并州的武装力量仍是其中之一，说明东汉末年同样如此。“白波”起兵之地在西河白波谷，西河郡属于并州，因此，“白波贼”应该是一支富于战斗力的队伍。
在并州起兵，属于所谓“山贼”的“白波”，是由当地豪族人士所统帅的一支劲旅，归附东汉政府后，仍屯驻并州，并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后汉书，灵帝纪》说："（中平五年）黄巾余贼郭太（泰）等起于西河白波谷，寇太原、河东。”(《后汉书*献帝纪》注引薛莹＜后汉记）作“郭泰”，惠栋《后汉书补注》卷画说：“愧太’本作‘泰’,’范氏（范晔）以家讳改也。”）又《董卓传》说：“初，灵帝末，黄巾余党郭太（泰）等复起西河白波谷，转寇太原，遂破河东，百姓流转三辅，号为‘白波贼’，众十余万石”说明“白波贼”在归附东汉政府后，不久再度起兵，声势十分浩大。当兵锋及于司隶的河东郡时，董卓派遣大将牛辅率军镇压，为“白波贼”所败。这支起兵队伍又进攻兖州的东郡，从此，史籍上即失去关于这支再度起兵的“白波贼”的踪迹。
从上引《后汉书》的《灵帝纪》和《董卓传》，以及《献帝纪》注引的薛莹《后汉记》，这次再度起兵的“白波贼”首领郭泰，被称为“黄巾余贼”、“黄巾余党”或“黄巾”，显然“白波”与“黄巾”具有密切关系。据前引《董卓传》，郭泰是“复起白波谷”，即过去曾起兵反抗过东汉政府。这里有必要对郭泰其人进行追踪。当黄巾一起义之际，前述在河北山谷中与“黑山”等同时举兵的有“郭大贤“其人，见《后汉书》的《朱隽传》、《袁绍传》，以及《三国志》的《袁绍传》注引《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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