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政府确实出面了，跟越南政府进行了交涉，表达了大明对此的关切态度，但是越南官府表示他们的老百姓非常反对法国人在越南修铁路，大明政府对此也表示了理解，这件事就不了了之，大明并不打算真的帮助法国获得这条铁路的修筑权，朱敬伦还等着看法国人一步一步压迫越南呢，他们不压迫越南，越南怎么能倒向大明？至于大明自己，则对修铁路投入了极高的热情。大明的广九铁路，已经成功的运行了两年，从1869年6月份，进行试运营开始，到现在正正过去了24个月。修铁路雇佣的是英国人，运营则雇佣的是瑞典人，除了觉得瑞典人更容易控制之外，还因为派到铁路上的很多火车司机，都是从兵工厂中的学校毕业，然后在兵工厂中学徒，而他们的老师则是瑞典人，这些人掌握了瑞典语。他们将成为第一批火车操作人员，但让他们永远操作火车，实在是浪费人才，他们将作为种子，之后他们将培养新的学徒，慢慢扩散开来。经过两年的学习，这些人已经掌握了火车操作，调度等一整套知识，现在他们将自行操作，但瑞典人还将当一年顾问。相比铁路运营需要三年时间才能独立自主，大明的工程师掌握修建铁路的技能，似乎就进步太多了。修建铁路的过程中，他们也是一步一步跟着英国工程师学过来的，甚至到后期，他们直接就照着英国人的图纸，自行建设，当时也是被逼的，因为很多老百姓不允许洋人踏入他们家的祖坟。可是他们负责指导修建的铁路桥质量优良，完全符合图纸要求，这说明他们已经掌握了施工的要领。或许这就是天赋，大字不识一个的中国劳工，到了美国就能成为最好的铁路工人，而受过系统教育的大明技术人员，也很快就能掌握修建铁路的技能，历史上，晚清民国中国唯一能够自主的项目，也是铁路建设，恐怕在建筑行业，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天赋。这两年这些技术工人也没有闲着，他们跟英国工程师紧密对接，接受了全套的建筑图纸，并且分析研究整理这些图纸，下一步他们将自主设计修建大明之后的铁路。第二条铁路，将是广州到九江的铁路，从广州出发，经过韶关、赣州、南昌到九江等战略要地，显然这条铁路将不止担负经济任务，军事用途将占很大比例。而这正是这条铁路第一个修建的法律依据。因为之前朱敬伦让刑部广泛征求各个法律专家的意见，甚至参考了大量西方国家法律，最后制定出来的征地法规定，在对国家具有重大利益的地方，政府有权征用包括土地在内的私人资产。很显然大明需要运兵到江西，防备湘军的威胁，这是一条足够充足的理由，因此大明政府马上宣布要在沿途争地，就具有了法律效应。至于说这个法律没有得到全民的认可，那就不对了，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议会之类的东西，中国的法律被称作王法，是皇帝制定出来的，不是议会之类的机构代表民众通过的。所以朱敬伦签过字，那就是算是法律了。至于将来会不会出现议会之类的东西，朱敬伦不打算干涉，如果老百姓自发建立，或者在西方的影响下，他们强烈要求有这么一个机构，朱敬伦也不打算反对。对朱敬伦来说，给民众权力，这本身就是一种趋势，平权运动迟早是要发生的，只不过不应该由政府推动，否则就成了政府赐予人民权力，而不是人民争取权力了。这个主动和被动是很重要的，往往只有自己争取到的，尤其是付出很重代价争取到的权力，人才懂得珍惜。历史上，苏联解体，俄罗斯通过休克疗法，将所有的国有资产通过证券形式，发放给了每个公民，可是一回头，大批俄罗斯百姓就将这些股票和证券，一瓶酒就换给了寡头们。这种白来的东西，他们完全不懂得珍惜。中国老百姓的权力，有史以来都是别人赐予的，皇帝打江山的时候，大多数老百姓是以旁观者的身份被动接受的，改朝换代之后，享受权力的当然也只能是那些付出牺牲的人，或者他们的后代。而当这些权贵，开始侵犯老百姓权力的时候，他们也不太乐意拼命保护，因为他们的权力得来的时候就没多少付出，失去的时候，也就不懂得保护。甚至朱敬伦还认为，在变革时期，这种议会完全就是捣乱的。所以趁着能不受牵制，他能随心所欲的时候，加快推动改革才是正事，他没兴趣，也没乐趣去玩什么民主建设。强行征地，肯定会有矛盾，官府派下去量地的队伍，在许多地方遭受了围攻，不得不派警察保护才能继续工作下去。不过政府其实已经很考虑沿线百姓的利益了，做出了以当地四倍地价的价格，征购这些土地的决定。但还是有人不满，而且不是因为钱，还是坟地和祠堂、庙宇等敏感问题。以上次的方法解决，迁坟的，以皇帝名义给他们写祭文，告慰他们的祖宗。精神上的问题用精神上来弥补。通过这种方式，基本上还算顺利的解决了征地问题，在广東境内遇到的麻烦还多一些，在江西境内麻烦就少了很多。这跟这几年江西不断的在太平军和湘军之间来回拉锯，一半人口损失，地方上出现了很多无人的荒地有关。跟不断遭受苦难，早就习惯了逆来顺受的人性也有关，毕竟无论是湘军还是太平军，都没有耐心跟百姓商量，他们要的东西就得给，不给就得吃刀子。另一个原因则是，大明政府宣布免除江西三年赋税，暂时赢得了乡下地主们的欢心，这些人不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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