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官们的建议，朱敬伦认可了一部分，比如发行军事期刊，鼓励军人研究和写作，这是在打造一个軍队自主研究和学习进化良性制度，軍队是必须持续不断的改进，才能保持活力的一个组织。但是对于他们描述的，最为重要的，建立各种军事学校，朱敬伦却不认可。因为这些军官建议，应该建立起从小学到大学的一整套军事学校，这种在西方军国主义文化影响下发展出来的军事教育制度，在这个时代很普遍，而且在西方是受到贵族的追捧的，很多贵族子弟，从小学到大学都在军事学校学习，最后成为军官。后来日本模仿了这种教育制度，在日本建立起了一整套军事教育制度。民国时候，中国又从日本引进了这套制度，袁世凯时期建立了大量的军事小学、大学等。但朱敬伦认为，军事教育不应该脱离普通教育，不是自成一系，让军事文化跟外界脱节，完全形成一个封闭的文化，这种文化容易滋生处毒瘤，日本就是例子，军人根本不服从政府的调动，自行其是，把国家卷入了战争，试想如果当时日本軍队不急于求成，而是按照文官政府早就定好的政策，一步步蚕食中国，也不跟美国作战，那么日本恐怕真的能够染指东亚大陆。同样的道理，如果不是民国引入了这么一套完整的军事教育体系，很难说后来军阀混战会那么严重。要知道，当时各大军阀，绝大多数可都是从这些学校里走出来的。朱敬伦告诉军官们说，军校可以建，而且可以多建几所，但是只能在大学阶段，然后跟民用教育对接，从庞大的社会教育体系中吸纳人才，这样軍队和民间的思想是沟通的，这有利于军人保持亲民，否则很容易形成军国主义思想。第二项是参谋制度，这些朱敬伦之前就做过，但是并没有形成体系。可以说徒具其型，根本原因是参谋部没有形成威信，有时候一项制度的形成，跟某个英雄人物也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普鲁士不是出了毛琦这样一个厉害的参谋长，很难想象普鲁士会变成参谋长管理軍队的模式，要知道法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可都是有参谋部设置的，但是其他国家的参谋部基本上沦为軍队的附庸。而在普鲁士，则是参谋部说了算。毛琦让这套制度形成，那也是经过斗争的，因为他个人能力强，是因为他这个人，普鲁士参谋部拥有了越来越强的权力。想象一下，法国马克马洪那样的元帅，可能接受一群从军校中毕业的学生指挥他吗？大明也是一样，理论水平高的参谋，根本就压不住侯进、黑狗这样的元老，参谋也就沦为附庸了。但是参谋长压不住，朱敬伦压得住，改变的方法就是，让总参谋部直接向皇帝负责。在武器装备上，朱敬伦向来也是很重视的，不用这些专业的军官提醒，他也知道武器装备的作用，让这些军官惊喜的是，装备改革，在大明军队中已经发生了。克虏伯的大炮不用说了，现在正在全面换装。至于步枪，毛瑟兵工厂三年前建立，去年毛瑟兄弟就将他们在德国几年前就设计出来的步枪付诸生产，但是俩人的兵工厂初建，规模还太小，到目前为止总共才生产了一万多只，完全不能满足大明軍队的换装要求。但毕竟在进行，只需要想办法让他们扩大生产而已。还有交通运输的改革，朱敬伦之前修建铁路，打着也是军用的幌子，以军事价值来证明征地的合理和合法性。但是深度还远远不够，普鲁士的铁路建设，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軍队推动的。毛琦很早就对铁路的军事价值产生了兴趣，早在1842年他才升为少校，在柏林第四军参谋部供职时，他就参加了汉堡铁路的管理，认真研究了铁路技术在战争中能起什么作用。后来当他成为总参谋长，他开始推动整个北德意志铁路的建设，大量铁路都不是考虑经济价值，而是以军事价值作为最重要的参考，结果普鲁士的铁路线超前发展，甚至超过了整个法国的铁路里程，而普鲁士的人口、经济显然跟法国不再一个量级上。铁路建设，反过来推动了经济发展，那则是附带的效应，不是主要目标。而且铁路标准必须统一，不但统一铁路建设的标准，而且统一铁路管理的标准，所有的铁路都必须使用统一的时刻表，这在四分五裂的德国具有重要意义，让时刻精确到每一列火车，这样在战争爆发之时，只需要查时刻表，軍队就能掌握每一列火车的位置，方便他们制定运兵的计划。同时軍队要高度参与铁路运输，一旦战争爆发，铁路将归軍队管理，軍队需要拥有管理整个铁路网的能力。总之就是修铁路是在軍队推动下修建，与军事化管理对接，必要时候直接由軍队管理。交通运输的军事化涉及面很大，但却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还是动员体系。大明的軍队都是招募的，相当于西方的募兵制，欧洲的英国和奥地利是两个典型的募兵制国家，问题是，英国不是陆军强国，奥地利则完败给了义务兵役制的普鲁士。可如果大明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实行了义务兵役制之后，那么軍队数量将会超过欧洲所有的国家，这一点让提出这个建议的军官都感到有些不现实。可是朱敬伦却接受了，他觉得军事化，对一个农耕民族向工业时代转变，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试想一下，要在小农的体制下，诞生出规模巨大的工业管理能力，这现实吗？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在工业时代如鱼得水，很快就发展起来严密、复杂的工业管理方法，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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