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日本跟琉球的历史渊源更早、更深的话，那么在最近五百年中，则是中国跟琉球的关系持续加深，已经跟日本能够分庭抗礼，而且仗着自身文化上的势能优势，对琉球在文化上的影响更大。 更新最快琉球的首都首里城，基本上就是一座中国式的城池，有城墙，有皇宫，琉球的政府机构是模仿的中国式，政府公文往来的格式，乃至书写公文的文字都是汉字，甚至在民间服饰上，琉球也已经汉化了。在文化上，日本对琉球的影响，完全没法跟中国相比，这不能怪日本，因为连日本本身都一直在进行唐化，他们都在汉化，又怎么能够同化琉球呢，这就是文明中心的天然优势，能过创造文化，并辐射四周。而对琉球进行文化输出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当然就是以闽人三十六姓为代表的一批移民。琉球人因为这些人掌握的知识，对他们进行了很好的安置，让他们集中居住，他们居住的地方过去被称作唐营，后来慢慢本地化，称为久米村。按照后世的习惯，这个久米村应该算是最早的唐人街。闽人三十六姓的后人就居住在这里，不止他们的后人，在整个明清时期，都陆续有人移居这里，主要是一些商人，因为琉球缺乏让华人垦殖的土地，所以在琉球的居民区规模也不算大，但却始终坚持了自己的文化。标志就是，在久米村中，有两个大庙，一个大庙是孔庙，另一个大庙是天后、关帝庙。这些华人的后代，依然秉持中国式的礼乐诗书文化，并以此影响琉球国。当日本派萨摩藩的警察登上琉球国的时候，大明驻琉球公使馆，第一时间通告这些经过登记的侨民，希望他们马上回国避难。一开始离开的人还少，后来随着日本人一步步把持了琉球国的政府，很多自认为是琉球王臣民的华人开始回国，最后当萨摩警察试图在久米村进驻的时候，大多数华人都选择了回国。仅仅一年时间，从琉球回到福健的华人就达到了一万人，包括梁、郑、金、蔡、毛、陈、林、曾、高、吴、李、阮、沈、魏、田、王、马、钱、翁、穆、韩、宗、昆、尹、查、伍、向、武、吉、英、陶等姓氏。其中金、梁、郑、林、蔡五大姓氏都在琉球成为了望族，族中人口超过千人。在琉球他们是望族，是大族，生活水平好，社会地位高，回到大明之后，他们突然就成了难民，他们是大明官府让他们回来的，生活问题还得找大明官府解决。一开始地方政府只将他们安置在福州、泉州等口岸城市的郊外，但是生活方式的变化，让他们根本就没有生存的能力，他们在琉球的时候，上层人物给琉球王做官，中层人物经商，下层人物从事手工业、捕鱼业等。但到了福健这些领域他们根本就进不去，第一没有人脉，第二他们的手艺相比大明的工匠，多少有些低下或者不符合当地人的使用习惯。白养着这些人也不是个事儿，这让当地官府很头痛，不过洋务司很快就接手了这些人的问题。他们动员当地的宗族帮助这些侨民，也就是让这些人认祖归宗，让他们融入当地社会关系。还别，尽管五百多年过去了，但是大多数人还真的能找到他们在福健的宗族，因为有些宗族之间断绝往来，只是最近一百年的事情，是在乾隆时期闭关锁国之后，福健失去了通商口岸之后，民间才失去了往来，可是有些宗族甚至始终都没有跟本土宗族失去联系，这些则是琉球上层人物，他们可以通过官方的渠道，跟位于福州的琉球馆保持联系。于是这一家家的琉球姓氏，很快就找到了他们在福健的本家，对照族谱，编定辈分，重新进入祖宗祠堂，这才真正归宗了。甚至很多人还攀上了当地望族，比如梁氏，他们在琉球是一等一的华人大族，族中人口超过千人，他们的本家宗族是福州府长乐县江田村望族，先祖在明代迁居琉球，距今已经五百年了，但是他们的族谱竟然始终都没有断绝，因此很容易就找到了祖籍之地。梁氏在当地也是望族，祠堂贻燕堂从南宋时期开始就没断过香火，而且贻燕堂三个字的匾额，还是宋朝儒道圣人朱熹给他们亲笔题的。大多数人都像梁氏一样认祖归宗，洋务司动员这些本土宗族帮助在琉球的宗亲，告诉他们这些族人因为亡国之故，被迫归国，但本属一家，希望他们互相扶持，这些宗族都十分热情的接纳了这些流落族人，甚至一些比较穷苦的宗族也很乐意帮助他们，原因很简单，洋务司给补贴啊，收留一个琉球人给银十两，而且是每年都给。洋务司这么做，显然是有政治目的的。在北的尚德宏明显拒绝了李鸿章的暗示之后，不久福州城的琉球馆再次开门，一群琉球流亡政客在这里挂上了琉球王府的牌子，并且向北发报，邀请琉球王族尚德宏南下，就任监国。琉球王府在福健重新开张，他们既没有向其他国家递交照会，也没有得到大明的承认，但他们却得到了相当多的援助，至于这些援助是哪里来的，琉球人是流落的琉球百姓募捐的，明白人都清楚这是大明在背后支持。尚德宏在北磕够了头，一直到年底也没找到能帮他的人，他终于死心了，此时他没有任何选择，他只能南下福州，想在这里碰碰运气，倒不是他打算归顺大明，他是一个死心眼的亲清派，脑子里装的都是忠君那一套思想，否则琉球王也不会临危授命让他做这个密使。尚德宏南下，是打算看看琉球馆能不能起到作用，在这里的一些流亡琉球官员，在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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