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本的外交活动早就在进行中，包括之前的在西方进行的舆论战，在东方进行的合纵连横在内，都可以算是外交的一部分。正规的交锋，当然还是外交官的活动，大明一开始就不认可日本人对琉球处置的照会，回复日本的公函明确表态，不承认日本灭亡琉球国的做法，认定这是侵略，但一开始口气还算温和，劝说日本不要兴无妄之兵，给天下苍生带来灾祸。日本人早就做好了不被认可的准备，但他们认为无论如何他们吞并琉球，不至于引起外国的强烈干涉，唯一可能干涉他们的，就只有清政府，因为他们分析认定，无论从利益方面考虑，还是从国家法方面考虑，就只有清政府是最有理由采取行动的。他们并不担心清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他们跟李鸿章等清朝大臣的沟通，已经摸清了清朝这些官老爷的态度，他们确信清廷不会为了琉球跟日本开战。至于大明，则是他们最为担心的，但是他们觉得大明没有强行介入的绝对理由。所以一开始日本的外交重点是清廷，可李鸿章等人尽管不打算跟日本动武，可绝对不愿意接受自己的番邦被日本吞并，不是出于利益考虑，而是出于传统的中国式道义考虑。因为是出于道义，所以清政府是没有退路的，哪怕日本提出了分割琉球，跟满清瓜分琉球国土，清廷也不能答应。历史上，日本人跟清廷最后的进展是，李鸿章愿意接受日本占有琉球北部，琉球南部则划归满清，保留琉球中部琉球国最核心的领土，继续让琉球国王统治，李鸿章唯一的目的就是保存琉球社稷。可即便是这样的分割协议，最后满清也没有签字，让琉球问题成为了一个悬案，即便到了二战之后，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李鸿章的拖延战术，给了大明操作的时间，从琉球撤走侨民，建立了亲明的琉球势力，以这些势力组建了琉球流亡政府，不承认日本灭亡琉球的行为，然后将最有合法性的，琉球王的密使尚德宏拉拢了过来。尽管后来发觉尚德宏这个人有些妇人之仁，成不了什么大事，但是作为一杆旗帜，还是很好用的。让尚德宏给大明高级军官文鸢授权，任命文鸢为琉球国大将军，统领琉球国大军，当然这些大军都是借来的大军。大明的强行介入行为，让日本产生了慌乱，他们对大明一次又一次误判，第一次误判是在台湾问题上，台湾在福健咫尺，他们侵台前是考虑过大明的态度的，但是大明在越南问题上的忍让，让日本人以为大明的外交政策比较克制，所以才贸然入侵了台湾。结果大明的态度十分强硬，派军舰封锁了海峡。这一次，他们依然认为大明干涉的机会不大，可大明好像对针对日本十分积极，这分明就是没条件找条件也要上的节奏。日本朝堂十分疑惑，他们认为没有得罪过大明，甚至在日本国内，对大明的观感是相当好的，早在大明建立之后，日本就出现过这种声音，认为日本应该跟大明站在一起，支持大明北伐中原，光复汉人江山。日本明治政府建立后，开始了明治维新，依然没有跟大明敌对，是以对待列强的态度对待大明的，大明跟日本签订的条约，跟英法美俄等国跟日本签订的条约别无二致，什么协定关税、治外法权一个都不少。可大明就是再次针对日本，如果第一次还可以说是因为台湾太靠近福健，之前一直都是福健的管辖地，大明早就有收回台湾的打算，所以不能容许别国染指，那么这一次到底是为什么。日本朝堂一开始以为，大明是因为琉球太靠近台湾，所以担心日本占据琉球之后，会对台湾产生威胁，所以当跟日本谈判不顺之后，日本打算将琉球南部割让给大明，换取大明承认日本吞并琉球北部。他们认为这样以来，大明的台湾就安全了，自然就不会在对日本抱有敌意。但大明拒绝了这样的分割协议，并且调门唱的很高，表示大明不能接受东亚友邦之国，互相之间的侵凌，善意的提醒日本政府，在邦交活动中，应该以睦邻友好为原则，东亚国家同文同种，理应互帮互助，互相提携，而不应该自相残杀。日本发现大明的调门，倒是跟满清有些想象。日本其实也在打同文同种的牌，在满清那边打过，忽悠住了不少满清高官，包括李鸿章这样的老狐狸，历史上李鸿章始终对日本即警惕，又抱有期望，总想拉住日本，作为对抗西方的盟友，知道甲午梦碎才悔不当初。就在日本侵台问题发生的时候，被李鸿章派去台湾的沈葆桢，在跟日本的西乡从道谈判的时候，还在用中国式的恩义来谈，告诉西乡从道说，大清和日本的海军都是初创，与其现在互相之间交锋，让洋人看出虚实，还不如各自回去卧薪尝胆，二十年后在分一个高低。显然沈葆桢天然的将东亚地区各国看作了一个利益共同体。日本人很清楚东亚各国的这种同文同种的感情，因此他们在大明也打这张牌，可在大明就玩的不是很好，因为大明跟日本一样，日本以极其灵活的方式，迅速的转变了外交思维，从东方式的宗藩体系转变成了西方式的民族国家体系，而大明则是采用雇佣大量的顾问，早在十年前，就直接向各国派遣了外交人员，当时还不专业，通过在西方其他国家雇佣顾问，组建了外交官，并且每年都通过领事馆向西方各国排除留学生，大明其实也已经确立了以利益为根本的国与国之间的活动的现代外交概念。如果只是以利益为重的话，日本人依然很难理解大明的态度，显然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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