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承书》：’,（伍）孚字德瑜，汝南吴房人，质性刚毅，勇壮好义，力能兼人。”）裴松之说：“谢承记（伍）孚字及本郡，则与琼同，而致死事乃与孚异也，不知孚为琼之别名奋为别有伍孚也？盖未详之。”《三国志集解》引何焯、陈景云之说皆疑即为一人。
张邈“少以侠闻”。何?(yong)虽然是太学生，得到贾彪、郭泰的赏识，但他能够代友复父仇，也应该兼有游侠性格。许攸既能“赴难”、“济难”,又为何?(yong)所“亲”，如上所说，两人是同一类型的人物。至于伍德瑜，“质性刚毅，勇壮好义，力能兼人”，当然也是一名游侠。袁绍是“游侠”，他的四个“奔走之友”也是游侠，说明在这个战乱时代，能够大显身手的，袁绍这种类型的游侠之士，即是其中之一。
此外，袁绍还有一个重要的朋友，就是曹操。《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说：“太祖（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曹操也同袁绍一样，是游侠，《世说新语#假谲（jue）》中还保存着“魏武（曹操）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的故事。可以看出，袁、曹二人的性格当时是相近的，属于同一类型。
所谓“游侠”，荀悦《汉纪》卷一o有过论述，他说：“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又说：“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于为盗贼也。”荀悦表面上论述的，是西汉的游侠之士，而所指实际是东汉末年的情况。当时的游侠，除去那些“其失之甚者至于为盗贼”的以外，即所谓“武毅”，他们有的在朝廷做官，有的还像袁绍那样属于“累世公族”.有的则是产家富于财”的梦长者”。他们所异于同济的，是能够“以救时难而济同类”，这与西汉的游侠是有区别的。
东汉末年的游侠、是这个战乱时代的产物。关于袁绍的游侠生涯，《后汉书）作者范晔有过这样的描述：“绍有姿貌威容，爱士养名。既累世台司、宾客所归，加倾心折节.莫不争赴其庭，士无贵贱，与之抗礼，辎（左车右并）柴?，填接街陌。”同时.如上所引《后汉书#何?(yong)传》所说，当党锢之祸党人遭到急难时，袁绍对“变姓名，亡匿汝南”的何?(yong)，不但“私与往来”,结成“奔走之友”，并与“私入洛阳”的何?(yong)计议，为“穷困闭厄”的党人进行援救，“以济其患、至于“被掩捕”的党人，他们又”广设权计，使得逃隐”。在袁绍、何?(yong)的想救下，当时遭到迫害的党人，,’全免者甚众”。这种冒着生命危险的行动，正是荀悦所指的，“救时难而济同类”,是当时游侠的一种最高准则。《后汉书#袁绍传》说：“、中常侍赵忠言于省内曰：‘袁本初坐作声价，好养死士，不知此儿终欲何作！’叔父太傅（袁）隗(kui)闻而呼绍，以忠言责之，绍终不改。”压力来自外部，是权势惊人的大宦官赵忠；压力来自内部，是家族之长的袁隗(kui)。在严峻考验下，“绍终不改”，说明了袁绍“以救时难而济同类”的坚决态度。
这里还得讨论一下所谓“豪杰”的问题。“豪杰”本来是一个一般的概念，如《淮南子#泰族训》所说：“故智过万人者谓之英，千人者谓之俊，百人者谓之豪，十人者谓之杰。”在这个战乱时代里，这个词却具有特殊意义，所谓“豪杰”，即是豪族中的杰出人士。《后汉书#何进传》说："（何进）以袁氏累世宠贵，海内所归，而（袁）绍素善养士，能得豪杰用，其从弟虎贲中郎将（袁）术亦尚气侠，故并厚待之。因复博征智谋之士逢纪、何?(yong)、荀攸等，与同腹心。”这是袁绍应大将军何进之辟，为什么得到重用的原因，主要的一点，即是袁绍得到“豪杰”的拥护。《何进传》又叙述袁绍等诛除宦官的建议，说：“绍等又为画策，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所召的有“前将军董卓”、“东郡太守桥瑁”、’‘武猛都尉丁原”,“又使府掾太山王匡东发其郡强弩”。董卓、丁原尽管也具有游侠身分，在这里应该属于“猛将”，不必多说。至于桥瑁等人，《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英雄记》说："（桥）瑁字元伟，（桥）玄族子，先为兖州刺史，甚有威惠。”从洛阳回到泰山发强弩的王匡，据《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英雄记》:"（王）匡字公节，泰山人，轻财好施，以任侠闻，辟大将军何进府进符使，匡于徐州发强弩五百西诣京师。”从上引史料看来，桥帽、王匡当然不是“猛将”，而是在“诸豪杰”之列，王匡又是“轻财好施”的游侠。以王匡为例，“豪杰”和“游侠”两者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
从上看来，袁绍在初露头角的时候，除他的世族身分外，又是游侠和豪杰，所结纳的，主要也是这两类，并得其拥护，成为他们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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